他給中央上書分析道:抵抗者主要是兩種,一是讀書人,二是農民,而要應對這兩種抵抗者,靠槍桿子絕非最好的辦法。張存仁提出了兩種“不勞兵之法”,這就是“開科取士”和“薄斂勸農”。他在奏摺中說:“開科取士,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,而從逆之心自息;行鐲免薄稅斂,則力農者少錢糧之苦,而隨逆之心自消。”從這份奏摺看,這員背叛大明王朝的將軍,有著相當的政治敏銳性,清晰地看到了:中國的讀書人只需要出路、農民只需要活路,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話,他們並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鑾殿上的人是誰,“叛逆”者就會少Pretty renew傳銷

  大清帝國改革的總設計師、時年48歲的內三院大學士範文程,也同時上書指出,只要抓住了士人這一“精英階層”,就能贏得民心,而抓住精英階層的辦法,就是通過科舉,擴展其進入政權、分享政權的途徑Pretty renew傳銷

  兩位漢臣的建議,被多爾袞欣然採納。中央隨即下達了《科場條例》,明確開科取士的制度。

  這是滿清入關以後,面對如斯之大的“天下”,第一次公開招考公務員。一個依然被中原漢人普遍當做外來侵略者的政權,公開地宣示,其各級官員將不僅僅限於由出身內部的“自己人”出任,而可以向全社會的精英分子開放。這無疑表明,執掌這個政權的政治團體,正在試圖通過擴大執政基礎而獲取更高的執政合法性,從“一小撮”的“類兄弟會”團體,擴大為全民接受並能在一定程度上參政議政的團體。這當然是一場涉及根本的蛻變Pretty renew傳銷

  中國的讀書人終於發現,朝代的更替,並沒有斷絕他們的出路,“學得文武藝,售予帝王家”,一個買主被消滅了,另一個買主又出現了。

  價值觀層面上的“儒學化”,促進了政權層面上的“中國化”,為今後接管全國政權奠定了基礎。

  新帝國在宣佈公開招考公務員的同時,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幟之外,扛起了孔子這面更為偉大的旗幟。

  建議又是出自為新政權效力的漢人。新任山東巡撫方大猷就向中央提出:“開國之初,首宜尊崇先聖。”他相信,通過明確宣告對儒學及孔子的尊重,就能表明執政者接受“普世價值”的決心,從而更多、更早地獲取政權的合法性資源。

  攝政王多爾袞又是從善如流。小皇帝順治在皇極門(今太和門)張設禦幄,頒詔天下,“定鼎燕京”的次日,新政權就下旨,封孔子第65代孫孔允植為襲封衍聖公。次年(1645年),又尊奉孔子為“大成至聖文宣先師”,軍務倥傯的多爾袞親詣孔廟致祭。從1645年到1651年,短短6年內,清廷共祭孔14 次,其熱情和虔誠,遠超之前的歷朝歷代。